最慧的杨绛 最敏的钟书

　　如果说，这世间还有我羡慕的真感情，就是钱钟书与杨绛了。

　　在他眼中，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她眼中，他是最真的夫父，最博识的学者。

　　所谓爱，就是这样了吧!

　　人生若只如初见

　　有些人，见一面，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名气大，架子也大，像一个传说，在北平的文化圈里传过来，传过去。

　　而杨绛，也是一个传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他才冠三梁，她艳压群芳。

　　这样的两个人，一见面，注定会发生一些什么。

　　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他们终于偶遇。

　　当时钱钟书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文学青年打扮，但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

　　杨绛后来说，他机智幽默，智识过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钱钟书，面对清华“七十二煞”，则觉得她温婉至极，又聪慧无双，他后来写诗，赞杨绛“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他猴急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她也含羞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所谓一见如故，已不足以说明。唯有一见倾心，才恰如其分。

　　然后便是书来信往。

　　钱钟书文采斐然，情书撩人心弦，杨绛被迅速融化，两人终于谈到了终生。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婚后，杨绛读到英国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棋逢对手，门当户对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

　　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无锡人，中国古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出身名门，知书达礼，这种结合，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而除了身份的相配，二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间。

　　夏志清曾说：“2 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钱锺书和杨绛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胡河清亦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降的书，我手头有几本，除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而外，其余《干校六记》、《春泥集》、《倒影集》，都是墨酣语畅的精品。

　　尤其《干校六记》，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娓娓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杨绛的散文，是璞玉浑金般的存在。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就连钱钟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而钱钟书，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与作家。

　　他记忆力超群，国外学者说他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稍有名气的古代小说，随便挑选一段来考他，他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连好汉们使的兵器，有几斤几两，都能背得出来。

　　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书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除此之外，明清别集，他至少看过千余种，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说，别人随便拿一部来问，十之八九，他都能复述其中的内容。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了自己的记忆奇才。

　　费景汉说，“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

　　他的博学，亦是近代史上无人能及的。

　　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除了陈寅恪，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而写作，大多数读者，单知道他的《围城》，因为已成幽默文学的范本。

　　但他的著作，其实早已等身。《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篇》……不必一一枚举。

　　他的小说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古洋味、古董范和学究气。

　　而他的古文造诣，亦无人能望其项背。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行水上，自然成文。

　　最才的女子，最博的先生。

　　最慧的杨绛，最敏的钟书。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婚姻如此，夫复何求?!

　　彼此理解，彼此支撑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爆得大名。

　　此时正值杨绛创作上升阶段，钱钟书说自己要想一部长篇小说，她毫不犹豫揽下所有家务活，甘当“灶下婢”，鼓励他创作。

　　因为急切地想看到钱钟书的稿子，每天晚上，他就把写成的稿子给她看。

　　杨绛大笑，钱钟书也大笑。

　　两人常常放下稿子，相对大笑。

　　“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杨绛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写作时，上海正值沦陷，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想想就令人动容。

　　在将生活琐事料理的井井有条之余，杨绛还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镇定地藏好钱钟书《谈艺录》手稿，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真正的爱情，不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更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与坚守。

　　妙趣横生，童心盎然

　　钱钟书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个同学许君，上课时注意一个女同学，钱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流传，他就很得意。

　　他会半夜三更，跑出去帮猫打架。

　　他会在杨绛午睡时，饱蘸浓墨，给她画花脸。没想到，杨绛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就画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他会在女儿熟睡时，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被他老母亲一顿训斥，不敢再画了。

　　上海沦陷的时侯，他和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女儿阿圆天天一起玩。这一群孩子都相差两岁，常在一块玩。钟书变着法儿，或做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脏话”，就赖他们说“坏话”。

　　他会每天临睡前，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他会在看《西游记》，边看边比划，口中念念有词，时而悟空，时而八戒;一会“老孙来也”，一会“猴哥救我”，手舞足蹈，乐此不疲。

　　他会在杨绛生产住院时，每天灰不溜秋地跑到医院去，说：“今天我又做坏事了。”问什么事，无非是墨水染了桌布啦，台灯砸了啦，门球弄坏了啦……

　　他会在杨绛晚上把煤炉熄了，早上起来，照样给她端上早饭，杨绛诧异地问：“谁给你点的火啊?”钱钟书笑眯眯地回答道：“我会划火柴了!”

　　他会和杨绛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钱瑗说，“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婚姻有没有活力，其标准之一，就在于两个人，是否还能寻找，或创造出生活的乐子。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因为天长日久的琐碎，寻常夫妻，早已疲倦不堪，哪有心思，去做这些无用的事情。只是计较，只是争吵，只是冷战，只是分居。

　　可是，钱钟书与杨绛，却告诉我们，婚姻，还有另一种活生生的存在。

　　然后，你才发现，它原来如游乐场，妙趣横生;如早春三月，斑斓夺目;如寻宝图，悬念迭起。

　　我一定要比你们晚走

　　在牛津，杨绛怀孕了。

　　两个年轻的人，拥在一起时，必然有幸福的希冀。

　　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可是杨绛却说：“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你看，真正爱一个人，都会希望生一个孩子，有一双和你一样的眼睛，有和你一样的鼻子，有和你一样的灵魂。

　　后来，阿媛出生。再后来，阿媛离开人世。

　　阿媛去世的第二年，钱钟书去世。

　　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1995年，她为《槐聚诗存》给李黎签名盖章时说：“夫在先，妻在后”，那时李黎不解，只觉得好玩，也有些诧异，想她如此博学又西化的人，这方面倒很旧式呢。

　　后来读到《听杨绛谈往事》，看到这句话：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死亡已经来了，悄无声息，仿佛生死之间本无界限，他只是脱离了肉身的累赘，消失于空无。

　　留在人间的人，却开始泪水长流，亲人已变故人，从此生死两隔，阴阳立判，永世不会相见。然后，大恸来袭，痛不欲生!

　　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先﹑后”竟是那个意思!

　　她是撑著不先走。

　　她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应尽的责任。

　　是谁说，真爱一个人，才会在晚年之际，多活一段时日。因为，老伴已去，岁月就是悲伤的凌迟。

　　先走的，才是福多的;后走的，都是爱多的。杨绛留了下来。

　　而今，先生也已经仙逝。但我没有太多悲戚。我想，之于一个平静而达观的人，一个拥有神性光芒的智者，她应已洞悉，这只是从一条路，走向另一条路，从一片水域，流向另一片水域而已。

　　就像她曾经引用过的W.S.兰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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