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一夜之间,41岁的北京爷们儿廖丹成了名人。
2012年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北京东城区法院时,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长枪短炮”的阵势,让不少路人停下脚步,推着车的大爷很好奇:“这是哪个明星啊?”
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廖丹是北京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四百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将别人捐赠的17.2万元,全部退还给了法院。
在公众的描绘下,这是“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廖丹却说不出什么漂亮话:“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儿呗,你说怎么办?”
★日子★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在北京城的革新中,北京土著的廖丹,从交道口搬到五环外的郎辛庄,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新又将他推向了这座城市的底层: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在当年的那场浪潮中下了岗。
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
对于这座城市底层的廖丹来说,这世界哪有什么动人的爱情:“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得了。”后来,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2003年,杜金领所在的单位倒闭,她就自己在家做手工艺品卖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年,一个亲戚帮她找了个美容院的工作——每个月600元钱。在这个北京底层家庭,日子虽然简单,却也过得去。
噩梦从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费用至少420元,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三口的低保只有1700元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体系。开始,家里还能拿出点儿钱,但两万块钱几天就没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骑着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后来他干脆咬牙借钱买了辆旧“摩的”,送妻子去医院之余还能拉点儿黑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亲戚朋友被他借了个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劝他:“兄弟,以前的钱就别提了,今后别来了,你媳妇儿这病,没治。”
2007年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张刻假章的名片。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的时候,他很害怕,但又觉得“过一天算一天吧,以后是以后的事儿”,“要不然早就都死了”。
杜金领也曾怀疑过丈夫哪里来的钱,但每次问,廖丹的倔脾气就会冲上来:“你什么都别管!”
★认了★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终于被发现。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他说,他可以理解医院,“毕竟人家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时,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
把廖丹带走时,警察给孩子留了200元钱。“你别当我是警察,你就当我是大哥,但你毕竟是犯法了。”
杜金领本以为廖丹是开“摩的”被抓了,便不停给法院打电话,问人什么时候放出来。开始法院的人还很客气,但一个礼拜后,人家有些不耐烦,对她说:“你知道你透析4年没交费吗?”杜金领终于明白,丈夫为了给她看病刻了假章,涉嫌诈骗。
廖丹被抓的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2012年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还17.2万元的“赃款”。庭审那天,检方提出,廖丹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判处他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廖丹就说:“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完了。”后来,廖丹告诉记者,即使那天宣判了,他也不想上诉,“摊上了,认命也就认了。”
“你觉得值吗?”
“不管值不值得,还是犯法了。这我承认。值不值得,至少一家子现在还在一块儿。”他突然停下了,默默地反问,“你说呢?”
★改变★
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从那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廖丹的故事,像藏在海底的珊瑚,一旦被打捞出来,便成了宝贝。那个廖丹在电视里才看见过的明星姚晨,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他的事。一位他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钱让他“退赃”。两家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还有人在微博上为他发起了捐款倡议。他的故事被称为“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7月13日是个周五,本是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的时间,但记者不断从山东、上海、浙江等地赶来,找上门的记者干脆跟着去了医院。那天,杜金领累得浑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拨记者来聊到11点。廖丹的嗓子有些哑了,还未痊愈的肺结核又让他不停咳嗽。可周六一早,记者们又来了。廖丹从没想过拒绝,谁来打电话,他都说:“欢迎你们来。”他觉得这是唯一能报答人家的办法。
到了下午,廖丹被问得有些疲惫,但记者们似乎依然不想放过他。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挤不出记者们期待的那些“甜言蜜语”,他觉得这哪儿是什么记者们想象的伟大爱情——“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儿,咬着牙也得过”。
7月午后的太阳,晒得人犯困,4点多,小区里又进来几辆出租车。射灯、摄像机、反光板、三脚架……一个摄制组摆开架势。
那一天,央视的柴静也来了。
看到这样的阵势,一位记者觉得廖丹和妻子杜金领都有救了,但他又开始担心:没有人知道,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还隐藏着多少个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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