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的小丈夫完全把我当台提款机

　　因为爱，我不畏贫穷嫁给他

　　21 岁那年，我不顾家人反对硬是嫁给了大川。他是我初中同学，长得高大、帅气，很受女生的青睐。可惜，家里太穷，只有两间破土坯房，大哥、二哥结婚后各占了一间，他和父母只能挤在杂屋里睡觉，连张床都没有，这也是我家人坚决不同意我和他交往的原因。但我很执拗，从初中毕业那年偷偷和他好上以后，心里就只剩一个念头：一定要和他结婚。那时候，我对爱情的憧憬超过了一切。

　　那段日子真是艰难无比。因为没房住，我和大川就找村里要了一间破牛圈，用砖头把墙全部砌上，里面简单粉刷一下，再摆上一张床两个柜子，就算是一个家了。说出来也许有人不信，毕竟我结婚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样的寒碜实属少见。我父母自始至终都不肯答应这门亲事，可我来了个先斩后奏，偷偷怀上小孩，他们才不得不拿出户口本，由着我和大川去登记结婚了。

　　婚后，大川到县城做工挣钱，我在家也没有闲着，在屋前屋后开荒种菜。当时，我已有四个多月身孕，却坚持锄草、担水、挑土。菜长熟了后，又挺着大肚子到镇上去卖。看到我的人都会问：“素琴，你这样身体吃得消吗？还是多休息吧。”待我走过后，他们准会叹息着议论，说什么我没福气，嫁得太穷。可我从来不以为意，我觉得幸不幸福那是自己的感受，只要和大川感情好，苦点累点又算什么呢？

　　儿子三岁那年，我把他托付给了婆婆，和大川一起到宜昌打工。为了生存，我擦过皮鞋、卖过小菜、在餐馆洗过盘子，只要能挣钱，什么脏活、苦活都愿意干。后来，我们碰到一次很好的机会，一个老乡在离开宜昌之前把他经营多年的早点铺子转给了我们。虽然这也是个十分辛苦的行当，每天早上两三点就要起床忙活，但生意还行，收入相对以前好了很多。

　　做了几年早点生意，有了一定积蓄，我和大川又回到老家，在镇上开了家餐馆。似乎是时来运转了，餐馆生意相当好。短短两年，我们不仅建起了三层楼的新房，还买了台面包车，一则方便买菜，二则还可以跑跑运输挣点外快。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在当地，已算是比较红火，而我，也对当下衣食无缺的富足生活满意极了。

离婚十年后，我再次嫁给了前夫

杨爱立，女，44岁，天津人，大学毕业，曾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1996年离婚后赴澳大利亚，先后做过清洁工、售货员等多种工作，同时学习幼儿教育，后考取幼儿教养员资格，成为残障儿童康复中心的见习幼儿心理及生活辅导员。

　　那些熟识我的人又开始感慨：“素琴总算是苦尽甘来了，看来她眼光不错，没有嫁错人。”一度，我也这么认为。

　　以为苦尽甘来，他却要与我离婚

　　有时想起自己的命运，真觉得挺可悲，竟不知不觉就扮演了一个现代版的 “秦香莲”。似乎真是印证了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即使大川还算不上真正的有钱人，可手头宽裕了的他还是很快变了。

　　2005 年春天，我因严重妇科病到宜昌住了一阵子医院。当我回家后就常听到餐馆里的员工们在私下议论大川和某女服务员如何如何。我真是又急又气。我是个直脾气，动作麻利地开除了那个女员工，并直接向大川挑明，警告他不要背着我搞小动作。这一招似乎有效，他安静了一段时间。

　　可从2006年底，我渐渐又发现了异样。大川经常跑到县城或者宜昌玩，总说和朋友在一起，还煞有介事地列举朋友们的名字。见他如此坦诚，我反而不好多问、不好再疑心。直到有一天，我在给他洗外套时却意外发现他荷包里有张买了衣服的发票，是个女装品牌。而衣服我并没有看见，显然，不是给我买的。我不笨，自然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蹊跷。之后，我俩之间三天两头吵闹。

　　我以为，我吵了闹了后，大川会有所顾忌，或者他还会在意我的感受、会念及与我的情分，然后有所收敛。可我错了，我的眼泪和争吵对他而言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反而还让他觉得烦、觉得我成心闹事。2007年春节后，他干脆提出了离婚，那决绝的神情仿佛我们十多年患难与共的经历从来不曾有过。

　　哀莫大过心死。在挣扎了很久、犹豫了很久后，我不得已同意了离婚。于是，小镇上的人又议论开了：“素琴到底还是命不好，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如今好不容易生活好了，男人却变了心。”这些话一句一句传进我的耳朵，让我心里的刺痛也一点一点增加。